一份牛皮纸信件出现在我的信箱里，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只有德累斯顿的邮戳。

“亲爱的露娜，

档案调取比预想顺利，我亲自去了国防部档案室，待了两天。这些文件原本应该在1920年就移交帝国档案馆，但因为涉及军事机密，部分卷宗仍留在国防部的荣誉档案专用柜中。我以现役军官身份申请查阅，并注明‘凡尔登英雄亲属申请澄清荣誉’。

我在档案室看到这些文件时，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我和你的父亲是朋友，是战友，一起讨论过数学，讨论过战后的未来。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被俘后的完整记录，第一次知道他在那间屋子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又承受了什么。

我把文件附在后面。每一页都是复印件，你可以随意使用。如果需要原件作证，我可以亲自来柏林，以国防军少校的身份为你出庭作证。

关于你父亲，我不再多说，文件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

埃尔温·隆美尔

1930年11月，于德累斯顿”

我打开文件，印着“德意志帝国陆军第5集团军司令部”的字样，标题是《关于第107步兵团中尉托马斯·诺伊曼被俘期间行为的调查报告》。

“1916年7月11日夜，第107步兵团第3营在执行转移任务途中，于凡尔登东北约4公里处遭遇法军突袭。诺伊曼中尉所在的连队担任后卫，在掩护主力撤退时与连队失散，诺伊曼中尉本人被俘。根据战后获释战俘的证词及法方截获情报的交叉验证，诺伊曼中尉被俘后，被关押在法军第2军前线审讯站。法军试图从他口中获取第107步兵团及第5集团军在凡尔登地区的兵力部署和下一步行动方向。法军审讯官采用渐进式逼供策略。先以战俘待遇利诱，承诺提供情报后可遣返德国与家人团聚；遭拒后改为威胁，称若不配合将以间谍罪就地枪决；最后升级为肉体折磨。据同牢房的战俘，第135步兵团下士弗里茨·齐默曼战后陈述：诺伊曼中尉被连续审讯叁日，期间遭受了包括但不限于剥夺睡眠、长时间站立不许坐下、手指被金属器具反复挤压”

报告的下半页描述了法军审讯官开出的条件。只要诺伊曼提供德军连队的转移路线和薄弱点，就可以被送往瑞士，从那里返回德国。

我父亲的回答被记录为“始终保持沉默”。

“7月14日晨，法军确认无法从诺伊曼中尉处获取任何情报，遂于当日在审讯站院内将其处决。据目击战俘称，诺伊曼中尉被蒙上眼睛，双手反绑，行刑队由六名法军士兵组成。枪决后，尸体就地掩埋。1919年法方移交阵亡军人遗骸时，诺伊曼中尉的遗骨被识别并运回德国。现安葬于凡尔登德军阵亡军人公墓。”

文件的最后一页是追授记录。

“一级铁十字勋章，1916年9月15日批准；团荣誉名册，1917年3月入册”。

信封中还夹杂着手写便签，是隆美尔叔叔的笔迹。

“露娜，你父亲从凡尔登前线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在今年六月的时候给你看过，后面这段话，我当时没给你看，因为我觉得你还小，不应该读到这些。但现在你应该知道了。

‘埃尔温，我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是在他们枪决我之前，我会忍不住开口。不是因为怕疼，是因为我会忍不住想，如果我开口，也许就能回去，回慕尼黑，回去看玛尔塔，我不想让她每天在服装店里站一天卖衣服，回去看露娜长大，长大了教她数学，或者其他她感兴趣的知识。一秒钟的念头，比一整天的审讯更难熬。

但我想清楚了。如果我开口，我就不再配当露娜的父亲了，不是因为她会知道，而是因为我自己会知道。请告诉她，她的父亲不是圣人，只是做了算术题。‘

他不是圣人，露娜。他只是做了算术题。一个人换两百个人的命，换一个在女儿面前的自己。他做到了。”

父亲是英雄，是经过档案验证，官方追授，战友铭记的英雄。

lorelei的玻璃珠左眼映照着我的脸，我感到脸颊上有泪珠滑落。我将信件和文件整理好，而后把lorelei抱得更紧，她的大耳朵贴住我的脸颊，吸走了温热的液体。

周日，我如往常来到冯·菲舍尔教授的实验室处理数据。从早上八点处理到将近晚上八点，终于完成了。

“诺伊曼小姐，这是索菲的外祖父赫尔曼·伯格曼先生委托我转交给你的文件，他花了两周时间，查到了柏林、纽伦堡和慕尼黑叁地的记录。他说这位诺伊曼小姐的家族史，比预想的更有意思。”

海因茨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

关于母亲那边，伯格曼先生标注的是巴伐利亚乡村世代农民和手工艺人。他根据我提供的信息锁定了慕尼黑东南部的村庄。这些地方19世纪属于埃伯斯贝格郡，居民以农业和林业为主，到20世纪依旧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结构和附近村庄通婚的传统。

我扫过档案中罗列的每一代的姓氏。斯坦格尔、施密特、贝格尔、瓦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