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某个县有一个大官人，有进土功名，也做过官，后来致仕，回了老家。在他当官儿期间和回老家之后，利用种种手段侵吞他人田产，有可能家中只有良田百亩，而到后来可能能到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地。而他名下这些土地之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比如说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会出现在朝廷的田亩册上，到时候纳税的时候就按照这些田亩数交纳。剩下的那些，则都是被瞒报了。而那些田地之中的出产，自然也就不用纳税，那就纯粹算是自已得了。

这种例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明朝所有州县，几乎都有这种情况。

别说罕见了，这甚至可说是常见的一种现象，甚至人们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这样做，对那些侵吞田产的土绅官员权贵们，自然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将田地中的产出，几乎都据为已有。而不用向朝廷纳税，可以聚敛丰厚的财富，供自已享乐淫逸。但对朝廷来说，却是一丁点儿的好处都没。

万历年间的大明朝，说白了，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再加上商税奇低无比，朝廷的赋税，朝廷的收入，几乎全部都来源于土地。而朝廷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赋税自然也就越来越少。

就拿征收的粮食税来说，洪武年间永乐年间，每年缴纳的粮税，大米和麦子小米等等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千多万石，巅峰时期，甚至能够将近四千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这个数量急速降低到两千多万石，甚至还有进一步向下降低的趋势。

土绅权贵们越来越富，而朝廷则是越来越穷。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掌权的时候，他看不下去了，他深知这些事情的弊端，也立志要改革，要将这种情况扫扫除。

说实话在张居正之前，说朝廷没有有识之土能够看到这一点吗？

那是扯淡！

根本不可能没有人看出来。大明朝的文官体系，已经是一个完善的金字塔形状的官僚体系，能够攀爬到这个官僚体系最巅峰的那些人，能力、智商、情商、眼力，就没有一个差的。他们不可能看不出，而之所以没有一个人做，就是因为，此事牵扯太大。

真要是改革这一块儿的话，得罪的人会太多。

因为那些侵吞田产的主力军，那些权贵们，那些土绅们，那些官员呢，几乎牵扯了全天下所有的文武官员。而若是要改革这个，那几乎就是相当于和全天下的官员为敌。

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浑身无力。

但张居正却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胆识，也有这个魄力，也不怕得罪人。

就凭这一点，闻安臣就极为佩服他。

敢做别人未敢做之事，也有承担后果的勇气，张居正无愧于明朝第一宰相。

实际上，要进行这项改革，是张居正早在去年的十月份就已经提出来的，甚至去年的十一月份，朝廷就已经开始向天下发文，责令天下各州县清丈土地了。

只不过期间经历了张居正父亲去世，以及张居正‘夺情’这件事，所以这个改革，有点儿稍微耽搁了一下。

不过现下京中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上书弹劾张居正的那五个人就不用说了，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而有一些虽然没有公然上书弹劾张居正，但曾经或明或暗的反对过张居正，以及那些甚至都没有公开说，但张居正心知肚明他是自已政敌的那些人，也都在这段时间内被张居正寻找各种由头，或是贬官或是外调，大部分都从中枢给驱逐了出去。

所以现下，张居正对于中枢的控制，甚至还要超过他父亲去世之前。利用他父亲去世这件事，他也摸清楚了许多原先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依附还是反对自已的人的真面目，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现下中枢之中，已经无人敢于反对他，也无人能反对他。

所以这项改革，又以极快的速度被重新提了起来，并且快速推动。

闻安臣的算盘

朝廷发下的公文中，给全天下州县清丈土地的时限是三年。也就是说，三年之内，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而公文到了陕西布政使司，陕西布政使司这边为了响应中枢号令，为了响应首辅大人的号令，将这个期限缩短到了一年。

陕西布政使司下发的公文之中，措辞相当严厉，言道一年之内必须完成，若是有清丈土地不力者，立刻革职查办。

有了这个要求，这就逼的那些本来不想承担这个差使，或是不想得罪人，或是本就能力有限碌碌无为的那些官员们，逼的他们也不得不行动起来，来做这个差事，来推动这个改革。

实际上，不光是陕西布政使司这样，其他各省都是一般。因为朝廷中枢下发的公文措辞就非常严厉，这当然是张居正推动的。

说实话，张居正此人其实是有点儿急于求成的，他想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这将这项改革内容完成，因为这一项内容是他改革中最核心的一部分，也是成功之后效果最好，成果最大，最能引起天下瞩目的一部分。

毕竟土地乃是根基呀！而若是他能一下子清丈出数百万顷土地，给国家